初春时，美国对华武器租借法案获罗斯福签署，意味着大规模美式军事装备开始进入中国的抗战军队中。

　　日本那边，4月13日，外务大臣松冈洋右突然跟斯大林在莫斯科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条约签订后，大吃一惊的第一是德国，因为这个条约是松冈访德回国途中路过莫斯科时“顺手”跟苏联人签的。几天前在柏林，松冈还是另一副面孔。德国惊愕的同时，美国人也大为意外。

　　按陈诚的说法，德国对苏联的战争，“以为或者可以借此转移英美敌对的关系。谁知英美的反应是援苏，于是苏俄立刻投入英美阵营，也成了自由民主的斗士。此时的世界，敌友的关系完全陷于纷乱状态，思想对立的藩篱亦已不复存在，大家都成了一时因利乘便主义者，谁都想利用机会，叫旁人为自己‘火中取栗’”。

　　日苏中立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华盛顿。大约从那一刻起，罗斯福总统就已感到日美在太平洋上的战争不可幸免了。

　　年初的时候，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在南京召开年会，所辖各方面军司令官和参谋长都来了：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第13军司令官泽田茂（刚从陆军参谋本部次长位置上转任）……

　　在会上，多田骏认为华北地区兵力太少（每平方公里0.37人，跟武汉地区比是1比9），不足以应对中共领导的日益壮大的八路军。按多田的说法，他手下的一个师团，至少要分布在200个地点，在跟八路军作战经常常首尾不能相顾。

　　西尾和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觉得多田说得有道理，就决定从华中、华东地区调出两个师团，分配给华北方面军，其中包括正在江西守备的第33师团的主力。

　　昭和天皇认为需要一位深资历的大将来掌管中国派遣军，想来想去还真想不出别人，于是前陆军大臣畑俊六重返南京，出任派遣军新的司令官。

　　现在，谁也没想到的是，西尾拍屁股走人前做出的决定（调出第33师团主力），直接引爆了发生在江西上高地区的一次叫日本人刻骨铭心的大战。

　　第33师团主力调向华北后，南昌周边就只剩下大贺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1期，东京人）为师团长的第34师团了，故而派遣军总司令部又从上海调过来新成立的以池田直三（先前在第6师团做旅团长，枣宜会战时率池田支队参战）为旅团长的独立混成第20旅团。

　　日军有个惯例：把一支部队调走前，往往要在当地进行一次打击性作战，打完再调走。由于南昌周边日军力量单薄，所以日军也想在4月上旬第33师团主力（留一个支队）调走前，把赣西北的罗卓英第19集团军打压一下。

　　罗卓英第19集团军此时只包括王耀武第74军和集团军司令部直属的少量部队（日军将要行动的情报传来后，顾祝同就近派第3战区所辖的李觉第70军、刘多荃第49军协助罗卓英作战）。在上高训练的第74军总兵力达31000人，已经得到了大量美式装备。

　　华盛顿通过援华武器租借法案后，第一批美式武器进入中国，但只能装备四个军，经一番竞争，长江以北的两个名额，给了丁德隆第1军（胡宗南系，第1战区）和李延年第2军（第6战区）；长江以南的两个名额，第一个给了杜聿明第5军，剩下一个名额，将从欧震第4军、王耀武第74军、李玉堂第10军中降生。

　　装备新武器的几支部队，同时也成为军委会直辖的攻击军，或称之为战略军，即总准备队。这些部队除装备最先进的火力和配备庞大的直属部队（炮兵团、工兵团、辎重兵团、搜索营、高炮营、战车预防炮营、通信营、特务营）外，还有三个特点：一是不再给其确定固定的守备地点，而完全处于机动状态；二是没军委会指示，战区司令长官也无权直接调动；三是由专属的师管区负责后续兵员。

　　换句话说，对他们来说，仅仅是为了执行惯例而打一下，所谓削弱四周中国军队的战力，实际上并不构成一个清楚的作战目标。驻江西日军的上司，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得知自己快被调走了，故而对此战也是马马虎虎。军部的参谋们也都认为，跟湖南战场比，江西战场是辅助性的。在这里的策略是防守而非进攻，只要操纵住赣北以及南昌的飞机场就可以了，日军并不打算深入赣南。由于只向赣西北出击，投入第33师团、第34师团以及新赶来的那个独立混成旅团已经足够了。

　　1941年2月20日，东京一位要人飞来南昌，这就是前一年秋出任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田中新一。

　　田中到南昌后，发觉第34师团长大贺茂对此次作战极为热衷，似乎反对园部提出的短距离突击作战的计划，给人的印象是要进行一次不小的“一击作战”，从而彻底摧毁南昌附近上高、高安地区的罗卓英第19集团军。

　　就这样，上高会战前，日军那边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南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基本上没管；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磨磨叽叽，觉得打也行不打也行，要打最好是小打；要调到华北的第33师团长樱井省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山口县人）的，觉得这一战是应付差事，主要看第34师团的，他的师团只是配合作战，完成任务后就走人去华北了；刚刚调来的独立第20混成旅团是新编部队，属于跟着走的角色。

　　当然，第34师团长大贺茂热衷于此战也好理解。在他看来，这一战要给上高、高安附近的中国军以重大打击，至少打得叫其一年缓不过劲来，以减少第33师团主力北调后自己的压力。

　　这次日军动用了两个师团外加一个独立混成旅团。进行这样的作战，是必须要上级第11军司令部指挥的，但实际情况是：武汉的圆部和一郎做甩手掌柜，放羊了。这也就意味着，一线的三支日军在指挥上属于平行关系，互相之间谁对谁都没有指挥权，第11军司令部也没从武汉下达一个明确的书面指导意见：这一仗究竟怎么打，到底打到哪一步？这样一来，三支部队从一开始就处于各自为战的境地。

　　江西一分为二，以赣江为界，赣江以西属于薛岳第9战区，以东属于顾祝同第3战区。作为第19集团军总司令，多天前，罗卓英拿到日军作战情报后，立刻召集王耀武以及由第3战区临时配备而来的第70军军长李觉、第49军军长刘多荃等人开会，开始拟定应对战术。

　　1941年3月15日佛晓，日军分三路出击，其中南北两路领先行动。樱井省三第33师团在北路，从驻扎的安义县出发，任务是击溃西南方向也就是奉新县附近的李觉第70军，向上高进犯；池田直三独立第20混成旅团在南路，从南昌出发，向西渡过赣江后，再由锦江之北进入江南，经独城，最后沿锦江南岸进攻，伺机再渡至江北，与日军主力会合，然后一起进攻上高。

　　一天后，中路的第34师团在大贺茂指挥下，从南昌出发，在锦江北岸，沿赣湘公路前进，突破高安后，直指王耀武第74军屯驻的上高。

　　在赣西北，距南昌不足120公里的锦江北岸。因在高安上游，故称上高。上高境内多丘陵山地，雨量充沛，植被茂密。南昌至长沙的湘赣公路穿越其中，境内的锦江又称锦河，最后汇入江西最大的河流赣江。

　　唐朝时，上高就已非常着名，尤其是中晚唐，禅宗在江西大盛，震铄古今的禅宗大师马祖道一（六祖慧能再传弟子，唐时最大禅派洪州禅开创者）传法于南昌，百丈怀海（道一的弟子，中土禅门清规的订立者）传法于奉新百丈山，黄檗希运（怀海的弟子，禅宗五派中最大一派临济宗的祖师）传法于高安黄檗山，洞山良价传法于宜丰洞山，曹山本寂传法于宜黄曹山，仰山慧寂传法于宜春仰山。在上高，亦留下马祖道一、百丈怀海、黄檗希运等大师的足迹。

　　开始时，日军还比较顺，两天后的3月17日，中路第34师团突破李觉第70军第107师防线师防线混成旅团也没遇到大麻烦。在空中助战的陆军航空兵第3飞行团，在新任飞行团长远藤三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6期，山形县人）率领下，每天出动50架以上的战机，一时间还真就把人给唬住了。

　　王耀武校阅部队时，接到罗卓英发自吉安的急电：日军今日已有行动，第70军正面情况紧急，你部迅速做好参战准备，一切按照既定战法执行。

　　王耀武心领神会，不敢怠慢，立刻做出部署：以李天霞第51师为总准备队，余程万第57师和廖龄奇第58师（廖此时在南岳培训，副师长张灵甫代理师长）进占上高正面的棠浦、官桥、泗溪一线的既设主阵地，同时各抽出一个团进占杨公圩、村前街两个前进阵地。军部设在上高县城西南的高亭桥，同时在县城东北的花园一地设立指挥所。

　　与此同时，罗卓英向薛岳请援，从最近的王陵基第30集团军那里要了两军（韩全朴第72军和夏首勋第78军）。后来，不少人说，此时的罗卓英，是胸有成竹的，在设置了三路人马的同时，亦设置了三道防线，前面的部队比如李觉第70军是有意败下来的，为的是把日军引到上高附近的第三道防线军与回撤的友军反包围日军，实施事先计划的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磁铁战”。

　　按计划，主力布置在北路的李觉第70军第19师、准备第9师在一线消耗日军，随后退至二线；进入二线，与敌接触后，向自己左翼即西北方向做离心运动，引诱这一股日军远离上高；与此同时，右翼顶过来一支部队，然后一起合击日军。

　　由于撤退匆忙，李觉这两个师到二线，转向左翼后，有些手忙脚乱，加上右翼侧击部队没及时顶上来，导致没能按最初的计划打击这一路日军，而且还造成了危险。什么危险呢？就是说，在上述情况下，二线等于虚设，日军一旦回过味儿，突然直下上高城外的第三道防线，也不是没有可能。

　　开战后，对南路，罗卓英心里也没底。起初，池田的独立混成旅团一渡赣江，罗卓英就派刘多荃第49军侧击，但刘多荃这个军在两年前的修水一战中大败，对这支东北军部队罗卓英并不看好（最后该部表现出乎他的意料）。在这种情况下，罗卓英只好指示处于第三道防线的王耀武分出一部兵力，顶到第二线师已领命扼守上高城和外围阵地，王耀武把支援二线师师长的张灵甫派蔡仁杰一个团赶往北路，支援那里的第70军；第51师师长李天霞则亲自带着主力向南路日军进犯的独城方向迎击。

　　俞济时做第74军军长时，当然垂青自己做过师长的第58师。可现在军长是王耀武，最受重视的部队，也就变为自己带过的第51师了。

　　看一下第51师的阵容：师长李天霞，副师长周志道，参谋长刘启勋（黄埔军校3期，江苏铜山人），辖陈传钧（黄埔军校5期，山东滕县人）第151团、张国猷（黄埔军校3期，江西星子人）第152团、卢醒（中央军校高教班，湖北天门人）第153团和胡景瑗（中央军校洛阳分校7期，湖北沔阳人）的野战补充团。

　　师主力行动前，李天霞先往日军进犯的锦江南岸重镇独城派过去一个团，陈传钧第151团，保护师主力集结。

　　陈传钧属于那种上来就拍砖头的主儿。他们对面的池田直三独立混成第20旅团新成立不久，相当于这边最强的遇见那边最弱的。两军遭遇后，几砖头下去，池田的先头部队就有点蒙。

　　池田旅团被打了个下马威后，好像一下子就模糊了，这支新建部队没敢恋战，绕向第51师左翼，似乎想尽快渡到锦江北岸，找大贺茂第34师团会合。

　　支队长池田本人按说是久经阵战的，任现职前在第6师团做旅团长，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是有来历的。开战前两天，尽管有刘多荃一部的侧击，但并没干扰其既定行动，可李天霞的部队过来后，带着一批新手的他就开始显得有些畏首畏尾了。

　　池田没办法，再次绕行，以锦江南岸边上的石头街（与江北的棠浦、官桥、泗溪呈连线状）为目标，意图在那里渡至江北。石头街是上高的另一道门户。在这里布防的仍是第51师的部队，也就是上面说的卢醒团所欠的那个营。

　　池田以优势兵力包围了卢醒这个营，但李天霞兵贵神速，在第一时间派兵增援，内外合击池田，再次将之击破。

　　再说中路。3月17日，大贺茂第34师团一部攻入杨公圩，主力则向官桥急进，随之与第58师的前进部队遭遇，爆发了激战。

　　第58师副师长张灵甫指挥战争，手下是参谋长唐肇谟（黄埔军校6期，湖南邵阳人）、第172团团长王伯雄、第173团团长蔡仁杰、第174团团长邓竹修、野战补充团团长何澜。

　　张灵甫派邓竹修第174团攻占一侧的猴子岭，该团第2营营长，同时也是张灵甫的爱将明灿随之捕捉到日军侧背而进行猛击，给第34师团第一个下马威。

　　按计划，第33师团的任务是突破李觉第70军主力防线，将该军向南压制，即把他们赶往上高一带，合击而歼灭。第70军撤下来时，虽有些仓促，但最后仍按计划向西北做离心转向。樱井省三带着人马在后面追，最后进入苦竹坳。

　　除李觉第70军主力和前面说的派过来的第58师蔡仁杰那个团外，王陵基集团军发过来的援军之一韩全朴（四川陆军军官速成学堂，四川南充人）第72军也赶到。但接下来的一幕令中国军队难以置信：樱井省三见到情况不妙，马上令部队掉头回转，不是小小的退却，而是一路返回了驻地安义，也就是说提前退出了战场。

　　没人知道樱井做出这个决策时在想什么。事情就是这样的：会战刚打了不到一半，两军激战正酣时，他告诉部下：“我带你们回去吧，咱们不打了，从哪来的回哪去。”

　　当然，樱井还是给武汉的第11军司令部发了封电报，解释了一下：前路地势复杂，重庆军多部插入我后方，有攻打安义之势，我带人先撤了。或许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樱井认为自己配合第34师团进行作战的任务已完成。但仍令人费解，因为此时中路第34师团和南路独立第20混成旅团还在激战中，战况丝毫不见眉目。作为一翼的第33师团，在这种背景下先溜了，无论如何解释不通。

　　从第33师团提前脱离战场这件事可以看出，会战中，没设立战争司令所的日军，很快就因犯了兵家大忌而陷入各自为战的窘境。有人说了，前三次长沙会战，几支日军不也是并头南下嘛，没见到第11军司令官跟着他们统一指挥啊。其实非也。事实是：从第一次长沙会战，时任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湖北咸宁设立战争司令所；第二次和第三次长沙会战，司令官阿南惟几在他们的湘北老巢岳阳设立战争司令所。

　　在就樱井师团开溜不久，3月19日，大贺茂带着第34师团进入罗卓英画好的决战区域：棠浦、官桥、泗溪一线。得知樱井师团跑了后，大贺同样半天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说好的一起前进呢？最后，他还是带着部队继续朝预定目标上高而去了。

　　日夜战争，想极辛劳，气象台虽稍报天气恶化，但仍继续晴天，可谓天佑。上高占据，就在目前，请继续战争，以收赫赫之战功，不胜期盼。池田支队，已取得联络，弹药已投下，状况较为缓和，请安心。本飞行团虽力量微薄，但当死力协助贵师团对上高之占据。倘因时间迁延，则敌将整顿势态，后方扰乱亦将活泼，希望迅速占据后，即行撤退。请示明总攻击时刻，本团当以全力协助之。请迅速决定时刻，一举突入如何？

　　对，正是“七七事变”时宋哲元冀察委员会的那位日籍军事顾问，曾一度被宛平县长王冷斋问得哑口无言。事变后，樱井先在第1军做参谋，后来回国到陆军大学教书，1941年年初重新被派往中国，担任第34师团参谋长。

　　所以，到了南昌，樱井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当年禅宗大师马祖道一传法时的驻地开元寺遗迹，甚至计划以私人身份游历周边禅宗圣地。他跟大贺茂介绍，晚唐时，日本僧侣瓦室能光渡海来到江西，求法于良价禅师，并在洞山住了整整三十年。大贺“哦”了一声，他对此了无兴趣。

　　为什么说大贺师团坚持直攻上高跟樱井德太郎有关呢？樱井既在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教过战术，自己一直嘚啵有个所谓的独门秘籍：突破式反转。这是个什么战法呢？就是说，两军作战时，先寻找对手最薄弱环节，取其一点，全力攻入，随后掉头反转，再攻其中枢。

　　只是，叫他想不到的是，罗卓英采取了阶梯式布阵，越往前打遇到的部队越强，所以当日军后来攻到上高城下，再想反转作战时，第74军根本就没给他这个机会。

　　几天前，罗卓英上报薛岳敌情时，得到这样的回复：南昌倭寇兵力有限，不似有大动作，宜步步为营，稳住上高一线。除此以外，并无其他战术主导。可以这样说，对江西爆发的战争，薛岳并不太在意。他一贯不注重江西战场。此外，也跟罗卓英与陈诚关系紧密有关。对第19集团军的事，薛岳平时就不怎么插手。

　　作为陈诚“土木系”的副手，罗卓英打过淞沪，守过南京，转战武汉，再战南昌，败多胜少，打仗时容易犯嘀咕，是他的一个缺点。不过，这一次，却一反从前，大胆拟定了内线作战计划：“敌如进犯高安、上高、万载，则诱之于分宜、上高、宜丰以东地区（即上高城外东北面即棠浦、官桥、泗溪一线）反击而歼灭之。”

　　抗战爆发后，在正面战场，很多中国将领是不敢于内线作战的，因为一旦打不好（多数情况下的结局）就会被日军合围。现在，罗卓英决心进行内线作战而不是盲目跳出去争取外线，可以说是有相当大的魄力的，对性格相对软弱的他来说实属难得。而日军那边又“先天不足”，把这个好机会给了罗卓英。

　　八年抗战中，在正面战场，虽然第74军几乎无役不与，但如果没有上高，而仅有万家岭、常德、雪峰山诸役，仍会充满遗憾。上高，是他们确立军中地位的最关键一战。这一战过后，第74军也叫日本人牢牢地记住了自己，“虎部队”的名号成为鬼子心中的阴影。

　　他跟参谋长樱井德太郎带着第34师团进抵泗溪、官桥、棠浦一线时，手下一个大队的八百多人在官桥东遭优势中国军突击。不过，突击部队并非是王耀武的人马，而是按计划向上高外围参与合击的李觉第70军第19师，师长是久经战场的唐伯寅。

　　吃了秤砣的大贺茂不为所动，仍在3月20日把师团司令部安扎在官桥以南的毕家这个地方。随后，指挥主力攻向泗溪。

　　泗溪是个镇子，在上高县城东北，距县城不到20公里。它的南面，是自西向东穿越而过的锦江。泗溪丘陵密布。山地上，是翠如林海的马尾松以及低矮的灌木。从地势上看，这里是天然的战场。

　　阵地丢失后，一瘸一拐的张灵甫杖紧锁眉头，立刻拿出补充团逆袭，但效果不大，涌入的日军越来越多。张一时没办法，只好向后转移阵地。其实，这就是樱井战术里所说的专攻薄弱一点，只是没想到这一点是张灵甫部队的阵地。

　　作为副师长的张灵甫，原本不用指挥全师，但廖龄奇在南岳受训未归，他只好担起这副重担。别看副师长、师长一字之差，实际上就一次战争来说，担负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原则上，师长需要对他的上级和他的全体部下负责，而副师长只需要对师长负责。从这个角度说，当张灵甫第一次担起指挥全师的重任时，你不能等待他一定会有上佳的表现。

　　左翼部队在大贺茂的亲自指挥下，以第216联队为主力攻打上高城外的云头山、龟形山；右翼以师团步兵指挥官岩永汪（岩永在此战中被打伤，后出任第116师团长，在常德、衡阳山两酷战为攻城总指挥，其部亦成为战争后期仅次于第13师团和第3师团的日军第三号主队部队）为部队长，指挥第217联队攻白茅山；另以参谋长樱井德太郎率第218联队在泗溪扫荡。

　　作为部队长，池田直三在指挥上大有问题，不是攥成拳头用兵，而是分成十个手指，一会儿这个手指头往前捅一下，一会儿那个手指头往前捅一下。开战之初，他们虽很快由东而西渡过了赣江，再由北而南渡过了锦江，但在独城遭李天霞拦截后，兵锋立刻转向颓势，向上高方向转进中，多次分兵绕行未果。

　　用中国战地记者的话说：“池田最怕集中兵力跟我们硬拼，老是把每个大队分成几个纵队，来逐次使用。这样一个精锐的旅团，就零零碎碎地被我们击破。”

　　9月15日（采访时间）安徽阜阳，街头出现大量“白粉虱”满天飞，12345：对人体无害，已督促各行政部